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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此时犯罪分子已经在逃跑过程中，无法再对之进行正当防卫，但人民警察仍然可以依据《条例》的上述规定，对之使用武器。

也没有任何法院以是否承担所谓非行政组织法上一般的行政机关所能行使的行政活动任务为标准去判断职能类同。[xxxii]第二，实质性标准方面，既有裁判认定公共企事业单位基于职能公共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或两者兼备，否定则基于职能不具有日常性、对外性和具有管理性、经营性。

[xiv]参见注[7]，第112—113页。除5个未展开说理的案件外，[xxii]剩下13份裁判中，法院之所以认定被告不适用第37条，主要出于两类原因。[xxi]倪某与余姚市科学技术协会二审行政裁定书(［2015］浙甬行终字第143号)。据此，现存的审查逻辑可归纳为下表： (二)反思既有学说 在梳理、总结现存审查逻辑的基础上反思既有学说，可得以下三点结论。该规则既未说明何种情形下前36条确实无法适用以至于需要适用第37条，也没有澄清第37条不同于前36条的独特之处，而这两点正是问题的关键——前者决定了第37条的适用范围，后者决定其适用内容。

需说明的是，司法实践对公共性的界定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理解中的公共产品提供，而是扩展到公共管理。[iii]尽管如此，十年来，实践中早已出现了众多涉及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行政诉讼案件。后者则是以给付行政为基础，单纯以提供普遍服务为目的。

[lvii]林某与中国联通延边州分公司信息公开案(［2014］延中行终字第36号)、陈某、吴某与瑞安市移民安置办公室信息公开案(［2017］浙03行终276号)、黄某与佛山市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信息公开案(［2015］佛中法行终字第84号)。二是考量信息应否公开。如在李某与广州医科大学信息公开案(［2017］粤行申476号)中，原告向广州医科大学申请公开其工作调动审批程序及档案在何处保管的信息，被法院认定为属于内部人事管理信息，并非政府信息。[xii]原告胜诉是指法院判决要求被告公开信息或确认被告的公开行为违法，除此之外都认为属于被告胜诉。

再审法院认为，《供水、供气、供热等公用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八条规定供热行业重点公开的信息包括‘热力销售价格，维修及相关服务价格标准，有关收费依据，其中的‘有关收费依据应为前述‘销售价格‘价格标准的‘依据，而非原告所理解的向每个供热用户如何收费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新闻的采集、制作和报道等属于海门市广播电视台单位内部工作管理流程，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相关信息属于内部管理信息，非政府信息。

[xiii]事实上，旧《条例》实施逾十年之后，第37条明列的九个领域之外还没有任何国务院主管行政部门出台具体实施规定。如在福建昊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泉州市泉港区建设工程质监站信息公开案(［2017］闽05行终105号)中，二审法院认为，被告是接受泉州市泉港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的委托行使工程建设项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职权，并非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公共企事业单位。一类原因是形式性的，即以不存在实定法依据为由否定公共企事业单位身份，共4份裁判，具体又分两种。前者是指公开特定信息在实定法、特别是主管行政机关制定的具体实施办法上找不到依据。

[lxiii]该规则至少存在以下两点缺陷。只有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没有社会为国家提供公共服务。但在改革完成之前，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在规范上应适用新《条例》第55条，但实际上更应适用其前54条规定，因为这类事业单位与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没有实质差别。如在王某与湖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信息公开案(［2017］鄂01行终372号)中，法院认定：湖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是省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所负责的省直机关内部后勤综合管理等工作是不具有对外行政管理性质的内部行为，故不属于旧《条例》第37条规定的信息公开义务主体。

[lx]有些法院还会进一步指出此类信息应当由负责的行政机关公开。因此，正确的判断标准应是做排除法，考察某项信息是否落入不予公开的负面清单。

此类合同大致分两种：一种是公共企事业单位同被服务对象所签订的，另一种则是同关联或合作对象签订的。一种是主管行政部门还未根据旧《条例》第37条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xliii]李某与安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信息公开案(［2015］安中行终字第131号)。比如在杨某与上海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2014］沪高行终字第4号)中，法院认为,公共企事业单位具有服务性特点，为日常生活所需，而《萌芽》杂志社虽是事业单位，但其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系社会文化活动，具有社会文化属性，不是第37条所指的社会公共服务。第二，被告职能不具有对外性。在剔除无关和重复[x]样本之后，本文筛选出108份裁判，包括一审裁判4份、二审裁判97份和再审裁判7份，中级人民法院裁判92份和高级人民法院裁判16份。若去掉2个被告被视为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案件[xxxvi]和3个法院判决被告不回复违法但未说明信息本身应否公开的案件，[xxxvii]那么公共企事业单位因不公开应当公开的信息而被判违法的案件只有21个，仅占全样本的19.4%，不足五分之一，呈现一种宽进严出的态势。[xlv]殷某与中国传媒大学信息公开案(［2015］三中行终字第1056号)。

如前所言，该规则蕴含三项下位规则。[i]参见后向东：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变革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5期，第103页。

[liii]潘某等与承德市双峰寺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信息公开案(［2018］冀08行终1号)。[liv]实体性理由有两种：一是信息不属于第37条规定的政府信息，共34个案件。

又如在徐某与天津滨海新区响螺湾公共事业发展有限公司信息公开案(［2016］津行申83号)中，原被告签订有供热合同，原告要求被告公开自己2014年至2015年供热期结束后热量表读数。{2}张昊天：论公共企业的信息公开主体资格，《交大法学》2016年第2期。

[xxix] 总结一下近年来我国法院处理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行政案件形成的审查逻辑。更多案件中，法院对被告职能作了实质性考察，基于其不具有日常性、对外性或具有管理性、经营性而否认被告适用旧《条例》第37条。[xvi]同注[7]，第109—110页。[xvii]参见注[5]，第153，156页。

[xxv]又如在华某与无锡市城市重点工程建设办公室信息公开案(［2017］苏02行终128号)中，法院认为，被告为无锡市人民政府直属无偿公益类事业单位，主要职责为负责政府投资的相关项目的建设组织工作并非是作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企事业单位。而新《条例》并未明确排除行政诉讼，这很可能被司法机关解读为只是新添了一种救济机制，而非堵死原有的渠道。

在贾某与中国移动青岛分公司信息公开案(［2017］鲁02行终650号)中，法院判定鉴于条例的规定，公共企事业单位依法公开的信息应当是严格限于‘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而不应包括用户个人与通信公司之间的履行服务协议所产生的相关信息。有此变化，根本原因是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理论与实践中，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是一个特殊的问题。

[xlviii]徐某与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处信息公开案(［2017］湘07行终63号)。[xxvii]类似案件还有贾某与中国联通青岛市分公司信息公开案(［2017］鲁02行终806号)、贾某与中国电信青岛分公司信息公开案(［2018］鲁02行终226号)、贾某与中国联通青岛市李沧区分公司信息公开案(［2018］鲁02行终188号)、贾某与中国移动平度分公司信息公开案(［2018］鲁02行终256号)。

有学者批评这种跨领域适用存在逻辑断层。本文接下来将围绕谁是公共企事业单位和信息应否公开两大核心问题展开。一些法院持否定态度，把诸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城市重点工程建设办公室等判定为不属于公共企事业单位。比如在贾某与中国移动山东平度分公司信息公开案(［2018］鲁02行终256号)中，被告被要求公开6连号、7连号、8连号手机号段的最低功能费收费情况和获取及购买方式。

[l]龙某与国网湖南省沅江市供电分公司信息公开案(［2017］湘09行终55号)、杨某与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国网山东省肥城市供电公司信息公开案(［2017］鲁09行终45号)、陈某与国网浙江平阳县供电公司信息公开案(［2014］浙温行受终字第9号)。[xli]杨某与常熟中法水务有限公司信息公开案(［2017］苏05行终14号)。

[xxxiv]同样的，职能不具有日常性也不应作为否定理由——公共工程建设、土地经营管理、劳动鉴定等并非公众每日生活所需，但无疑都是公共服务，其提供者也应视为公共企事业单位。[vi]形式主义—实质主义模式首先从形式上寻找国务院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制定的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具体实施办法，以此为依据确定哪些组织属于公开主体。

第二，以往研究提出的阶段渐进论主体类同—职能类同和形式主义—实质主义等识别公共企事业单位的学说，以及用以判定信息应否公开的最少存留适用规则，既没有准确描述审查实践，也未能为之提供有效的规范指引。以此标准去认定公共企事业单位，固然不会自动解决所有定义问题，但这比目前的司法实践和理论模式都更为精细，而且会随着企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深化得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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